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曾经这样说过。卡内基出身贫寒，最终凭借钢铁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首富。
与卡内基一样出身贫寒的戴国芳，他白手起家，创办一家钢铁企业“铁本”，不同于卡内基的是，戴国芳差点成为“中国的钢铁大王”。
戴国芳是个工作狂，做事严谨认真，“很符合八九十年代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形象“。他不喜欢应酬，每次没有出去办事的时候，就蹲在工厂和工人一起研究焊接技术。
戴国芳连小学文凭都没有，平日里也很少读书看报，对形势与时局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也为后来的悲剧下场作了注脚。
2003年底，国家要求对钢铁行业“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在“国进民退”的大浪潮中，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铁本悲剧性地成为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
这本是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矛盾，而戴国芳却成为牺牲品。人入狱了，企业死去，一个本来能成为英雄的人最终成为阶下囚。这样的悲剧不应该让民营企业家来买单。
出狱后，戴国芳拒绝见媒体，没有对外界讲述他的心路历程。戴国芳一手哺育的钢铁巨兽，为何突然轰然倒塌？关于铁本真相，我们大家可以在吴晓波的《大败局》中溯“本”追源。
1963年，戴国芳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小村庄。家里穷得叮当响，为生存，小学都没读完，戴国芳就走上了谋生之路。
他先是在工厂外头捡废铜烂铁，哪里有钱赚就哪里凑，后来，攒了点钱，他就买了台机器，把收来的废铁，压成一整块一整块的铁，这样好卖个好价钱。
1984年，戴国芳从一些国有的钢铁厂里，买了几台被淘汰掉的化铁炉和转炉，在自家老院子的旁边，办起了自己的炼钢作坊，开始“土法炼钢”。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戴国芳决定扩大规模，跑到附近的苏州、无锡、江阴、南京等城市，搜罗了一批国有钢铁厂的车间，搞个人承包。
在那个年月，在国企体制下，这些炼钢车间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可一到了戴国芳的手里，马上就摇身一变，成了赚钱的机器。
就这样，戴国芳手里的资本越来越雄厚。1996年，他在老家常州成立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按公司内部的说法，之所以取“铁本”这么个名字，主要是因为公司是以铁为本发展起来的。
到2000年前后，铁本已经成了一个占地18公顷，销售额超过1亿，员工数量超越1000人的大厂。戴国芳有一个梦想，他想成为中国的钢铁大王。
2001年之后，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地成长。经济在腾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在加快，对钢铁的需求也非常紧俏。
戴国芳打算把在长江沿岸建立钢铁基地。纵观其他钢铁企业，湖北的武汉钢铁、江西的九江钢铁、安徽的马鞍山钢铁、江苏的南京钢铁，还有上海的宝钢集团，无一例外地都建在长江中下游的沿岸，形成了一条赫赫有名的“钢铁长廊”。
常州位于长江流域，在21世纪的地方经济发展中，却开始被周边的兄弟地区超越。于是，扶持大企业、上马大项目成为常州当政者赶超计划的切入点。铁本的梦想，戴国芳的梦想，一下子就变成了常州市的梦想。
按照戴国芳最初的方案，铁本建新厂区以稳妥为主。占地2000亩，年产量260万吨，产能翻1倍，总投资额10亿元左右，主要靠自有资金的滚动投入。
常州当地认为铁本的步伐太小，建议铁本迈开步大胆干，背后有当地政府全力支持。在当地的撺掇下，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产能从260万吨变成840万吨；占地规模2000亩扩大到9000多亩；而工程总投资额10亿元变成了106亿元。
数字是激动人心的，可当时铁本的资本规模多大呢？固定资产12亿，净资产只有6.7亿，这能启动一个百亿级别的大项目？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关键，任何重大投资项目，投资额超3000万美元，必须先上报给国家发改委审批。
如果按照戴国芳最早的方案，铁本项目还是有希望能够通过审批的。可是是新的项目规模达到了840万吨，铁本自己的实力又明显不够。
于是，常州市建议让铁本新成立7个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又把这一个大项目拆成了22个小项目，分别挂在7个公司的名下。至于项目要用的土地，也拆成14块，审批过关。
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当地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地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他想不明白，一个当地政府全力支持的项目怎么就违法了？
21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钢铁行业供不应求，走出了一波涨价行情。
大型的国有钢铁公司纷纷宣布，投入巨额资金开建新项目；地方的中小型钢铁工厂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个地冒出了头。不少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也开始琢磨着跨界来炼钢铁。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大炼钢铁”的狂潮。
2003年12月，国家出了个通知，因宏观投资过热，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这种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各部门组成督查组，到各地区重点清查那些“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也就是那一年，戴国芳公开表示：“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
戴国芳在不懂形势的情况下，“顶风”把铁本的规模扩大十来倍，也悲剧性地成为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
2004年2月，一纸“非法用地”内参让铁本如暴风般卷入舆论质疑漩涡，4月，铁本项目被叫停，戴国芳被警方带走。有关部门对铁本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2004年2月，上头派出了第一个调查组到常州，戴国芳战战兢兢、寝食难安。
戴国芳马上给调查组交了一份“自查报告”，说铁本公司做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之前经营的过程中，存在对废钢虚开发票的问题，多抵扣了2000万元的税款。戴国芳表示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并到国税局，把这笔税款给补交了。
很遗憾，铁本成了杀一儆百的典型案例。这自查报告一交，不但没能息事宁人，反而成了铁本项目“偷税漏税”的铁证，戴国芳马上就被警方带走了。再后来，铁本项目被全面叫停，这让戴国芳始料未及。
当时有人做了研究，说铁本项目停工，损失有多大呢？40亿的银行贷款，每个月得付1700万的利息；工地上的设备，每天的费用得23.5万元；而在工地上的工程队，每天得开2.5万元的工资。
这样算下来，如果项目停工3个月，损失高达7500万元。而如果项目彻底废了，那之前投入的26亿建设资金都打了水漂；已经签了订购合同的设备，尤其是进口设备，肯定要被索赔；铁本的老厂虽然现在还在运作，可是项目一停，损失惨重，搞不好就要破产。
戴国芳是万万没想到，上头居然这么坚决，说停就停。快完工的建筑就这样在露天的工地上日晒雨淋，那可都是钱。而另一边，上头更是雷霆手段，处置了当地的违规官员，一举扼制了当时全国上下盲目投资的风气。
经过“马拉松”式的审判后，到了2009年4月，戴国芳因虚开发票、多抵扣了税款，被判处5年徒刑。
不过因为自从他被羁押开始，到法庭宣判那天刚好是五年整，所以他在获罪的同时，也已经服完了刑期，获得了自由身。
五年时间，听起来很短，可是对戴国芳来说太漫长了。国内的钢厂效益大好的黄金岁月已逝去了，铁本的老对手们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而铁本呢？当年雄心勃勃，说要三年超宝钢，却落了个破产重整的结局。
在国家严令宏观调控之后，各地私营钢厂纷纷倒下，反倒是国有钢厂和外资钢厂，大踏步挺进。
在戴国芳被警方带走3天以后，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的一个项目就在常州边上的苏州工业园落了户。17亿元的项目，从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就用了短短的7个工作日。
新华社记者徐寿松在《铁本调查》一书中十分感慨地写道：“同一产业，同一时间，同一省份，铁本和博思格，一土、一洋两家钢铁公司的命运何以相隔生死两重门？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
铁本，它炼出来的钢是那么硬，而自己却那么软。这一切，今时今日说来，都让人感慨唏嘘。铁本之殇，时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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